作者：黃龍杰
去年有一天偶然路過行天宮，赫然發現公車亭上的公益廣告，有一行紅白相映的大字：「萬般由心不由命」。不禁吃了一驚，這麼道教的廟宇，照理說應該很宿命論才對，怎麼會有這麼積極人本的標語呢？
接下來好幾天，「萬般由心不由命」這幾個顯眼的大字，不禁盤旋心中，引起許多聯想。記得小時候常和祖母、家母到「恩主公」燒香拜拜、收驚抽籤，篤信神明的家父更是常把家族裏嫁娶、工作等大事拿到行天宮來求助。一直到自己赴美求學，回國成為心理師之後，都還聽過家弟講起到行天宮前地下道算命的趣聞。可以說，恩主公一直是我們家最熟悉和信賴的神明，我們一家三代都有恩主公的「粉絲」。
我猜測來到行天宮的善男信女，和來到心理諮商室的個案，所求常常是大同小異。但穿著青色長袍，在香煙裊裊間替人收驚的歐巴桑，和我從事的心理治療，雖然都是助人的法門，其巧妙卻大異其趣。我從小在廟裏進進出出聽到的故事，對照十幾年來在精神科醫院和身心診所中切身的經驗，讓我看到古典和現代，民俗和西方的強烈對比，也折射出傳統華人文化中許多值得反思的特色。
比如說，我發現台灣人在遭遇人生挫折時，普遍有一種「對外歸因」的傾向。幾年前有兩首流行歌曲便生動地呈現了這種心態。
「為著環境不能來完成
那段使人難忘的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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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一切都是環境來造成
對你的感情也是沒變」
— 江蕙/惜別的海岸
「是鬼迷了心竅也好，是前世的姻緣也好，
然而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夠重回我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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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命運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
然而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願意隨妳到天涯海角」
— 李宗盛/鬼迷心竅
華人的民族性，似乎有一種把問題「外化」的集體潛意識，也就是碰到不如意（不論是健康、感情、家庭、官司、職業各方面），動不動就歸咎於外在原因。這個替死鬼，傳統上是「三世因果、流年不利、卡到陰的(不乾淨的東西)、衝煞、嬰靈作祟、祖先亡魂、風水、業障、小人」等等。但隨著教育水準提高，近年來「憂鬱症」也開始進入排行榜前幾名了。
這種「自我診斷」固然簡單方便，卻也使當事人失去了內省和改變的良機。身為心理師，當我在諮商室裡更深入地探索問題後，往往發現當事人的身心行為症狀，和親友間的人際互動是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受苦，通常是一段複雜的惡性循環後的結果，並非單純的宿命、神鬼，甚至疾病可以解釋。
“一個高中生和父親肢體衝突後，被父親強帶去精神科就診，父親想從醫師口中找到答案，到底是不是「憂鬱症」，使孩子變得舉止如此失常，竟敢反抗父親。”
“一個母親帶高中生到諮商室，要求心理師把無心功課的孩子「矯正」好。母親願意付錢，但拒絕陪同進入諮商室。「是他有問題，不是我有問題，我不需要進去吧！」”
把問題往外推的好處是，可以很快找到簡單的答案，比如說，假如問題出在「× × 症」，那麼就像肝病或重感冒，吃藥就好了嘛。病好，這孩子就會恢復正常，像小時候一樣聽話，不再挑戰父母親的權威或期待了吧。把問題外化的第二個好處是，不必檢討相關當事人的處世風格，也不必反省家中或職場裏的溝通方式，有沒有不合時宜，需要與時俱進的地方。只要用鋸箭法就能處理掉的事，為何要開刀動手術呢？
其實，不管是把問題歸咎於神鬼命運，或者如極端的生物精神醫學論者，認為一切反常的表現都是腦子闖的禍，全是多巴胺或血清素的問題。這些分析都失之太過簡化，忽略了人的生物、心理、社會（人際關係）甚至靈性各個層次，都是環環相扣的。只怪罪到某個層面其實是見樹不見林，甚至有一點睜演說瞎話的否認意味。
“如果在諮商室裡深談下去，可能會發現第一個孩子年齡漸長，身形已高過父親，開始想做男人了，他希望能像父親有一樣主見。可是憂心忡忡的父親卻認為，從小這個孩子就是任性，他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孩子自己做主的事到最後都沒好下場。認為他的判斷是對孩子前途最好的，在填聯考志願時他們意見相左，孩子離家出走，拒絕上學，父親勃然大怒，於是動手打了孩子。”
“如果在諮商室裡深談下去，可能會發現第二個孩子其實過得很苦，因為父母多年來一直不和。父親為了家計，必須遠赴海外謀生，而且對罹患慢性病、頤指氣使的太太忍氣吞聲，只為了在孩子面前，維繫一個和諧家庭的表象。家中卻永遠籠罩著低氣壓，一臉青春痘的孩子被迫面無表情，為了不惹媽媽生氣生病，只能壓抑順應，人生只剩下聯考一件事。”
陷在這些互動中的人，同時也深陷無力感的羅網。久而久之，萌生「一切都是命」，或者把破壞和諧的人貼上「是不是有 × × 病」之類的懷疑，也可謂十分自然。
當我們相信自己的困擾是外力（命運、× × 症）造成的，我們當然也期待由外力來解決。於是我們會出現求神通或仙丹的心態，希望法力無邊的神明或師父，幫我們進行速成的改變，使這些不如意恢復如意。這些象徵性的改變可能包括收驚、點光明燈、改名、祭改、吃素、喝符水、抄經迴向亡靈、養水晶、買天珠、求神像回去家中供奉等等。同樣的，相信問題出在× × 症的人就會希望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可以扮演類似的角色，用藥物或心理治療為手段，趕快片面矯正親人的精神失常。
帶著這樣的期待，幾乎註定要對心理治療失望。不可否認，有些嚴重的精神疾病的確就是家庭的亂源，比如說急性期的躁鬱症、精神分裂症或妄想症發作，確實有必要送醫，甚至住院治療。病情緩解後，家中大概就可以恢復平靜。但是在大多數的家庭裏，劇情通常較接近上述的兩個案例，精神疾病只是替死鬼，所謂「有問題的孩子」也常是不良家庭互動下的代罪羔羊而已。
那麼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說，但底該如解這樣的結呢？理想上，假如全家可以到齊，調整彼此的互動，一起改寫這齣家庭倫理劇的劇本，有可能最後皆大歡喜，有圓滿的結局。不過事實上這種情況很難發生。以上述的例子，掌權者通常就是最抗拒改變的人，所以有時候，心理師也得從受苦的人這方面下手。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唐太宗
在諮商室裏，當事人和心理師之間的關係其實就是一面鏡子，往往反映出當事人在現實生活裏，和親戚朋友的關係。雖然當事人通常都是受苦的人，但多年來在扭曲的關係裏，其實也養成了一些不利人不利己的公式化反應，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叫做防衛機轉。
以上面的兩個青少年來說，這些身心行為模式可能包括：
- 衝動行事（acting-out）——一不爽就翹課翹家，對父親動手回嘴，不會三思而後行。
- 壓抑（suppression）——逃避去想困擾的事，比如說對父母的不滿。
- 潛抑（repression）——壓抑到極端，連自己其實很氣母親這個事實，自己都毫不知情。也就是把感受壓抑到了潛意識裏。
- 內射（introjection）： 無條件接受母親成績至上，聯考第一的價值觀，以避免因起親子甚至父母的衝突。
這些公式化反應固然減少了人際關係裏的短痛，但其實也延續了長痛，固然是過去扭曲互動下的果，但也造成了目前和未來繼續扭曲互動的因。無可避免的，當事人也會在不自覺間把這些和人相處的習慣帶進和心理師的相處裏，第一個青少年可能在言語上對心理師充滿挑戰、敵意，甚至一不順心就失約不來，發洩不滿，就像面對強勢的父親一樣。第二個青少年也可能在諮商中沉默被動，委曲求全，就像面對專制的母親一樣。這就是所謂的「移情作用」。
心理師也可能在和這兩位青少年相處時，不覺間被勾引出其父母般的心態或反應，比如和第一個青少年賭上了氣，覺得「恨鐵不成鋼」，也想要強勢地命令他，或因為感到難以駕馭而想放棄他；也可能對第二個老是寡言壓抑的青少年不耐煩，感覺他「像扶不起的阿斗」，愈來愈懶得聆聽其心聲，不自覺認同其母親，採取主導、控制的方式來安排其生活。
心理師的首要任務就在於對自己以上的「反移情」保持自覺，不要重蹈其親子互動的覆輒。同時用適當的技巧，不斷點醒當事人，讓他漸漸從當局者迷，跳到旁觀者清，覺悟（insight）到自己的因應模式其實也促進了關係的惡性循環。言教不如身教，心理師還必須在治療關係中，誘導當事人實驗用新穎而有效的方式和自己相處，以期待他們能回到生活中時，也帶回去較為成熟的自己，以促進家庭關係的良性循環。誠如EQ一書的作者丹尼爾高曼所說：「心理治療是情緒的再教育」，當事人其實在重新學「做人」，學習對人際刺激做出較好的解讀和反應，因而使對方也能用較有效的方式和自己溝通。
人際改變是一種體驗性的學習，現在您或許稍可以理解，心理治療(諮商)為何會曠日費時，常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很難像求神問卜，一次OK，因為後者祈求的常是象徵性，「安慰劑」式的改變。這並不表示後者是無效的，相反的，很多時候民俗或宗教療法的消費者滿意度還相當高。比如說經過「收驚」，大多數的父母在回憶中，大概都會認為有助於孩子不再夜裡啼哭。萬一沒有改善，再找別的神明收一次不就好了。假如命理師建議你選對象、職業，即使最後結果不盡如人意，你也會歸因於「命中註定」、「有緣無份」或另一種靈異的解釋，並不會去拆命理師的招牌。這些過程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非常低廉，而且不會被鄰居誤會家裏或心理有問題。
也許從樂觀的角度思考，我們可以把求神問卜和心理諮商看作互補，而非互斥的助人方法。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社會大眾的教育水準提高，對於後者的使用率也會漸漸增加，而對前者的倚重大概也不至於完全消失，而是轉化成對星座、塔羅牌、各種新興靈修法門的信仰或興趣。「萬般由心不由命」這句勵志格言，是否能深入大眾心中，成為主流思想，不得而知，不過，對於具有人本精神的心理治療師而言，的確是頗有共鳴的。
【本文刊登於「行天宮通訊」2005年12號】
黃龍杰心理師 中崙聯合診所
